“梅先生，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——你想不想逃出去？” 1928年12月的一个深夜，旌德县监狱里，老旧油灯摇晃。墙角蹲着的偷牛贼压低嗓音，用筷子在土坯墙面轻轻点了点。梅大栋抬起头股票免费配资，额边血迹尚未干透，眼底却多了一丝亮光。
这家监狱说大不大，却关了三十多人。牢房阴冷、地面潮湿，土坯墙一碰就是灰。守卫松散，却也有刺刀巡逻。梅大栋被扔进来已经第二十天，死刑判决书早在案台上，他随时可能押往城东水关。对面这个偷牛贼叫曹有根，乡下人，脖颈黝黑，因“夜牵地主家耕牛”被抓。看守与他无冤无仇，只等县衙判个三两年。
曹有根为何要冒险？原因并不复杂。三年前的冬夜，他在乡间祠堂听过一场识字课，举着煤油灯讲课的人正是面前这位戴着镣铐的梅先生。讲课内容他记不全，只记得一句话：“穷人若不翻身，穷一辈子也买不起一条裤腰带。”后来，旌德暴动失败，授课人下落不明，祠堂荒草漫腰。如今两人再见，却隔着铁窗。曹有根心里不是滋味，于是那句“你想不想逃出去”才会冒出口。
白色恐怖的寒意在皖南山谷间蔓延。1927年“四一二”之后，安徽的党组织支离破碎，旌德县尤甚。梅大栋和弟弟梅大梁在县城开书店、办农会、减租减息，每一步都踩在地主和团防局的痛点上。暴动失败后，“梅氏兄弟”成了通缉榜首。一次深夜，县保安团包围梅家祠堂，火光映红半个村子，11名同志被抓，梅大栋、梅大梁双双落网。
对梅大栋的审讯极为残酷。反动县长亲自盯着：“要他开口，说出联络名单。”酷刑七天，他只吐出一句：“想知道名单？去问田埂上的麻雀。”县长恼火，把他打得遍体鳞伤，再扔进这间破牢。碰巧的是，曹有根就在这里，结果便有了深夜的那场耳语。
筷子如何挖地道？听起来荒唐，其实可行。监狱墙基是夯土，厚度不到一尺。筷子先削尖，当作撬杖，一点点刮松泥土，再用破碗舀出，撒在监房角落。白天看守来巡，梅大栋就躺在地上装昏，曹有根挥舞破扫帚掩饰脚印。夜深再继续。三寸、五寸、一尺……十日过去，墙外传来狗吠，洞口只剩薄薄一层。
他们需要外援。监狱外，有一个陈姓看守，祖籍同村，曾在辅仁书店买过《共产党宣言》抄本。他悄悄递来情报：十二月二十五日夜，值班表空档最长，庭院巡逻只有两人。那天上午，他故意用米酒灌醉同僚，又说肚痛请假，实则腾出一条暗线帮忙开门。
入夜，镣铐被拆成三截铁片，做成撬杆；洞口推开，冷风卷进牢房。曹有根先钻出去，确认后低声招呼：“梅先生，快！”两人踩着干草爬出墙外，顺着水沟摸到后门。陈看守早把门闩松开，佯装熟睡。出了监狱，再翻过北山土坡，迎面就是党组织派来的接应队，两支短枪、三套旧棉衣、一辆牛车。
遗憾的是，梅大梁没有等到这条地道。五天后，弟弟被反动派押往水关门外，枪声响过，只留下一顶破旧草帽。墓地朝着东面，梅大栋再没机会去祭拜。
逃出旌德后，梅大栋经上海、南昌一路辗转。大革命的暗潮犹在，秘密交通线却要靠一个个普通人维系：老船夫用废帆布把他裹进货舱，女裁缝把传单缝进马褂夹层，米行老板则在麻袋里掺进写着暗号的木梭。地下工作没有豪言壮语，只有无尽的等待与突然的牺牲。
1935年，他被派往川西，负责播种文化阵地。时局动荡，纸张奇缺，他把旧账簿裁成学生练习册；没有油墨，就把炭末、猪油、蜂蜡调成印刷浆。课堂里，他不再直呼阶级与革命，只讲贫雇农识字、量田亩、算工值。有人质疑他变得温和，他摇头：火种埋得深，风吹也吹不灭。
1949年成都解放前夕，他出现在铁道沿线，劝说国军破坏组撤除炸药。那条铁路因而完好，千吨军粮顺利北运。解放后，组织考虑他的经历，安排到四川彭山县文物管理所。有人说这是“冷板凳”，他抄碑、修志，仍旧一丝不苟。1957年夏天，他病倒在古墓考察途中，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把拓片晾平，别起皱。”
说回那位偷牛贼。曹有根到了1930年春，被介绍到红军游击队，做的是挑粮、送信的差事。川南会师时，他握枪站在队伍最末端，衣衫依旧敞着口子，却精神抖擞。
不难发现，这场惊险越狱并非传奇式的孤胆行动，而是一张由识字课、书店、农会、看守、挑夫、裁缝等普通人共同织成的网。梅大栋只是网里的节点。若少了曹有根的筷子、陈看守的松闩、接应队的牛车，历史也许会沿着另一条轨迹滑行。不得不说，正是无数默默无闻的举动凑在一起，才让那条薄薄的地道通向光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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